或许谁也没有想到，理性会一下子失去其昔日所独有的华丽外表和丰富内涵，由思想的皇后变成了灰姑娘，真正成了“批判”的对象。如果说十八世纪的理性批判旨在“立”，想借以创立一个新世界的话，那么，而今的理性批判则重在“破”，大有不把理性彻底打破势不罢休的味道；打破理性当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还是要推翻一个旧世界。而在这场几乎席卷全球的理性批判大潮中，悲观主义、玩世不恭主义、消遣（消费）主义、相对主义和颓废主义相继或相伴粉墨登场，最终汇集成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这么一股狂风巨浪。
时隔不过二百年，理性批判一破一立，可谓天壤之别，甚至是南辕北辙。而所破和所立的恰恰又是同一个世界，即现代世界（die moderne Welt）。这就提醒我们，理性批判自始至今都是有一个世界关联的，说白一些，理性批判并非像我们想象或意念当中的那样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最最世俗的；是涉世的，而非遁世的；是有所关怀的，而非无所住心的；说到底，理性批判最终是要立足于现实世界之上。离开我们所处身的周围世界和我们自身的生活世界，来高谈阔论所谓的理性批判，其结果肯定是无的放矢，不得要领，也难以奏效。
如果把理性批判比喻成现代世界的一个指南针的话，那么，现代世界则是理性批判的底盘。理性批判指引着现代世界的发展轨迹，现代世界的每一步变迁都势必会引起理性批判的涌动和深化。从康德、赫尔德到黑格尔，再到韦伯、马克思乃至当代的法兰克福学派，理性批判和现代设计一直都是行影相伴，寸步不离。这就难怪韦伯会说出这样的惊世名言：所谓合理性，就是现代性；由此引申一步，所谓理性批判，其实也就是现代批判；同样，所谓现代设计，也就是理性规划。
理性批判和现代设计之间的勾连关系本来是不言而喻，不成为问题的。可是，在所谓后现代主义的调侃和玩弄之下，不仅成为了问题，而且还成为了当代最大，最棘手的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现代性作为一个集理性批判与社会批判于一体的理论命题和实践课题，被人为地搞乱搞糟，于是，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被混为一谈，成了任何人、任何学科都可以翻炒的语词。
西方语境中的后现代主义浪潮已经得到应有的清算，也早已开始回潮。我们这里的反映和呼应却依然不绝于耳，在一些“后主”们的鼓噪之下，我们似乎真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后”时代。他们自己沉迷于“后”性而不能自拔，并且在飘飘然之间也不管我们是否情愿就统统把我们强行拖“后”，好像不“后”，就显得不激进；不“后”，就显得不自信。“后”超越了时间的范畴，成为了人格和思想地位的概念，成为了衡量社会进化的尺度，更成为了有助于花样翻新的标牌。什么后工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理想主义、后启蒙主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实在是让人目不暇接。我总是在想，成熟的思想固然离不开概念和范畴的创新，但单纯靠制造所谓的新范畴、新概念，肯定不能说明思想的成熟和深刻，甚至会弄巧成拙，显示出制造者思想上的无能和学术上的浅薄。
我所学的学科说起来比较模糊，名之曰比较文学。就是这样一个连自身合法性都值得深入追问的学科，几年前在中国学术界却刮起了一阵旋风，让所有的人为之瞩目，也让这门学科委实风光了一会，更让我等后来之辈“倍受恩泽”。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之争”。当时，争论双方都自封为王，为了争夺“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和话语领导权，为了争当中国学术界的“后主”，赤膊上阵，各不相让。这股打着“后”和“主义”的旗号来摆弄现代思想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旋风至今并没有彻底消散，时不时地还会卷土重来，肆虐一番。
这场与其说是争论，毋宁说是争吵的后现代闹剧，并没有像当事人所期望的那样引人入胜，曾被明智之士用一句调侃的话“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而戏弄了一通。不过，这倒不是说这场争吵一点意义都没有。作为一种学术事件，它还是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点什么的。我想，如果说这场争吵还有什么价值的话，大概就在于它使我们在对待现代性问题上不敢再盲动和蠢动，或者说，它使我们认识到，现代性真的不是什么“主义”所能克服和了结得了的，现代性在自我关涉和社会关涉当中充满了问题，对待现代性，恐怕还要少谈点“主义”，多谈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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